民营之于国家愈发重要，小微之于民营也愈发重要。
文/华商韬略赵建勋
年9月4日下午，北京德胜门西大街70号，一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议正在进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潘功胜、朱鹤新，四大行董事长，邮储、交行、浦发、华夏、民生、中信等行行长悉数到场。
在并非年末总结、年初定调的时间里，这样的高规格会议不多见。易纲在会上说：要激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畅通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特别是对于四大行。
去年8月，建行一位副行长在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公开喊话：监管部门对银行小微客户不良率要进一步加大容忍度，不要一出现坏账好像就存在着内外勾结。
话说得很重。在极其讲政治的四大行里，这样的喊话也稀少，可见“船长们”身上扶持小微的压力山大。
“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突出困难，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去年10月17日，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的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更为强烈的信号。
11月9日，有着21万户小微企业的温州发布官宣：建立中小微企业贷款差别化监管机制，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容忍度提高2%。
很久没有看到对于小微经济这样的表态了。
建国后，小微经济，又或者民营、私营经济，命运起伏。其融资道路也历经坎坷。
年后的三年，被称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彼时的中国经济“成分”复杂。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私营、个体被归为了“好孩子”，毕竟核心矛盾还是资本主义。
年，《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发布，这份为农村土地改革而制定的文件，也是新中国首份“小商小贩鉴定指南”。文件写到，小商小贩的标准是：
没有或只有少量资本，向商人或小生产者购入商品，向消费者出卖，不雇请工人或店员，自己从事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小商。经常流动行走的小商，称为小贩。
文件没有对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形成明确的指定。回头去看，这段时间形成了私营、个体经济的第一个窗口期，胆子大的人开始蠢蠢欲动。
年的广州中山五路昌兴街，从上海南下的“街边仔”陈兴昌和妻子开了家制衣店。“街边仔”不是个好词，陈兴昌若干年后说，当时邻居看他不顺眼，极少有朋友跟他接近。就连儿子成年后也难以找到对象，因为大家一听说是“街边仔”的儿子，避之不及。
十多年后，动荡来了，陈兴昌夫妻只能关了店。白天揣着心事到处闲逛，晚上10点多偷偷回家点着煤油灯车衣，次日交货。这种方式给他们留下一大批老顾客。
年，尽管改革春风已来，但出于对时局的忐忑，很多人还在观望。
年7月1日，陈兴昌跑到工商局领了个体户牌照，成为年后广州市第一批有正式身份的个体户。昌兴时装店重新开张。
年，又一项重大国策开始执行。一对城市夫妇被提倡只能生育一胎。两年后，计划生育入宪。家庭开支开始向家中唯一的孩子倾斜。
年陈兴昌转做童装生意。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和妻子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买来香港和国外的设计书学习，自己创新设计。到年，陈兴昌已经名列广州四大百万富翁，当年被社会意识形态嫌弃的“街边仔”儿子，变成了被羡慕的对象。
当然，回到年，很少有人能看到三十年后。况且，年开始，“公私合营”出现，到年，全部工业产值中属于私营工业产值的部分，只剩0.1%。
对私营经济的窗户一关就是20多年。
无论如何，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可以算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对上一个10年的全面反思，带来了思想解放，慢慢点燃个体经济复苏之火。
年9月30日，北京东城。
郭培基骑着自行车一进胡同，就发现自家门口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天是他和妻子刘桂仙的饭馆开业的日子。
这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的悦宾饭馆，是年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
郭培基那时在北京内燃机厂做炊事员，一个月几十元钱工资；刘桂仙做饭更有两下子，曾为某领导专职做饭。他们的两个儿子是返城知青，一直找不到工作，下面还有三个小的，一家七口日子过得非常紧巴。
年初，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并同意对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
刘桂仙听到了，她想开个饭馆，便跑到北京东城区工商局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对于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尚没有明确政策，工商局也不知道怎么办。夫妻俩就天天去工商局磨，终于在一个多月后拿到编号的个体餐饮工商执照。
刘桂仙不敢给饭馆的菜单定价，后来工商局出面给了规定：鱼香肉丝1.60元，炒土豆丝0.68元，砂锅白菜豆腐0.19元。开张第一天，刘桂仙赚了20多块钱，高兴得不得了。
美国合众社记者当时在报道里写道：“在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同一时间，温州的工商干部陈寿铸给市委市政府交了一份调查报告。两个月时间里，陈和他的同事走访了户个体户。从家庭收入状况看，全家无业或收入甚微的贫困户占八成以上。
“体会到了他们为了生活‘铤而走险’的辛苦。”陈寿铸说，我们就在报告里写，要大胆突破过去的条条框框，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报告还扛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大旗。
这份击中时局要害的报告立马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工商局开始着手起草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的细则。市政府随即转批。
红头文件拿到了，可是《营业执照》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样本。陈寿铸自己画了草图，连夜拿到市新华印刷厂，“秘密”印制了2万份《温州市工商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年底，第一张手工营业执照被发到了在温州街头卖纽扣的章华妹手里。证号为“号”，经营范围为“小百货”，开业日期标注为“年11月30日”。
“号”在手，章华妹再也不用每天冒着小摊被端的风险，时刻警惕温州“打办”巡逻人员的突然袭击了。但陈寿铸却被人举报到国务院，理由是“搞资本主义”。
国务院派调查组来温州调查情况。陈寿铸向调查组解释，个体户营业执照让流动群众做生意合法化，群众基础稳定了下来，市场也蓬勃发展，从改革效果来看，温州没有做错。
陈寿铸最终安全“过关”，没有受到任何处理。私营和个体经济的窗户就此全面打开。
年，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被写入宪法。
年的春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饭馆拜年。陈慕华跑到后厨，拉开冰箱看了看，对刘桂仙说，“买卖要做好，卫生要搞好”。
这台雪花牌冰箱，刘桂仙当时拿不出钱买。又是东城区工商局出面担保，她才从北京灯市口一家银行贷出元，把冰箱买下。个体经济的借贷，开始零星出现。
社科院年底发布的《中国个人融资四十年发展与创新报告（-）》中记载，年起，以《中国工商银行城镇个体经济贷款办法》的出台为标志，面向各类符合条件的个体经营户或专业户提供抵押担保贷款成为商业银行开拓个人融资业务的创新型模式，得以广泛推广，使得~年我国个人融资规模连续两年同比增速超过35%。
年，在新四军财政部当过会计、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立接到一纸任命，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第一任行长。没有办公室，陈立拉着多人在北京三里河找了一个服装厂的闲置房，开始办公。
当时国家给工行的任务是，面向四个领域：工业生产、商品流通、技术改造、居民储蓄;以及服务四类群体：全民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居民。
一年后，年末，工行城镇集体企业及个体工商业贷款余额就达到了亿元。当时，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4万户，是四年前的10倍。但即便如此，整个中国的个体信贷市场格局，还远远没有打开，明星玩家们还在路上。
知名的招行前行长马蔚华，彼时仍在安徽省委做秘书工作，还没有进入银行系统。
后来带领工行变成“宇宙行”的姜建清，那时刚刚通过社招进入银行，他的愿望是在银行里做一名电工，但组织上很快发现，他不仅仅擅长做电工。
如今的证监会易主席，彼时也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毕业不久，在工行杭州分行计划处做了一名基层员工。
在这些金融界明星之前，先行者已经洞见到问题，也看到机会，并开始了行动。只不过，他们的探索，同样是犹如撞开铜墙铁壁般艰难。
年，温州商品经济愈发繁荣。易主席的老乡、温州苍南县人方培林，在当地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给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即便改革开放5年有余，计划经济的思想意识仍非常浓厚，钱庄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引起当地以及全国的强烈反响。纷争中，温州地方政府站在了方培林这一边。
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派出4人调查组，遵照温州市政府传真电报的指示，对方兴钱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向市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主要结论是：
同意试办。
报告认为，在商品经济繁荣、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频繁、银行和信用社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批准试办一个钱庄有利于理论探讨和金融改革，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助于探索新路。当然，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仍十分必要。
在很多人看来，方培林为国内正规民间金融打开了一扇窗，并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推动金融体制变革的示范作用。
5年底，小额贷款公司首次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省区试点。年，第一张网络小贷牌照发放。民间金融开始逐步纳入到监管体系中。
80年末90年初，中国经济并不平静，民营企业开始感受到发展的掣肘。
原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撰文回忆90年代的金融改革：主要特征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首先就是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
传统金融市场需要鲶鱼。
年，当选工商联副主席的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向中央反映，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贷不了款，当时的国有银行不给民营企业贷款。
一番博弈之后，由工商联牵头，民营企业出资，年1月12日，作为试验田的中国民生银行成立。除了刘永好，背后还站着卢志强、史玉柱这些民营经济大佬。这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响。
不过一家民营银行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它需要带动整个传统金融行业的转变。
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中国金融系统的脆弱第一次暴露出来。一方面，一些银行的不良率飙升到了40%；另一方面，资本金严重不足。
天风证券研究所的一项统计表明，~2年间，我国贷款增速整体呈下行趋势，显著低于前期水平。媒体这样描述当时的融资“风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进一步增强，致使中小企业资金严重短缺。
这给当时已经走入正轨的私营、个体经济沉重一击。
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万户，到6年6月底下降为.7万户。7年间，个体工商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问题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年4月，时任工商银行行长刘廷焕的一份调查报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批复。其中写到，“各大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并“请工商银行带头筹建”。
当年，工行从全年贷款增长计划中拨出亿元，专项用于支持经济效益好的各种性质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四大行纷纷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
两年后，刘廷焕调任央行。姜建清接任行长，在其治下，工行的中小企业业务跑在了前面。
2年初夏，姜建清把工行18个分行的行长叫到北京，让18名行长挨个发言，说说行里是怎么支持中小企业的，遇到了什么困难。
宁波分行一位行长小心翼翼地说，基层对“中小企业是否是我们的基本客户群，要不要对小企业搞零售业务心存疑虑”。
这样的疑虑在姜上任后并不鲜见，不过，姜的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当年末，工商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余额已达1.2万亿元，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50%以上。
姜建清不只是把中小企业的贷款当成政治任务完成，而是从中看到了商机。
“传统面对大企业、大项目的信贷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余额新增的难度很大。相比之下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需求正方兴未艾，”他在5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从中国工商银行近年来的经营实践中体会到，只要管理和风险控制到位，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是可控的，回报是良好的。”
有这个看法的还有马蔚华。
年，在和前任招行行长王世祯秘密约见互表诚意之后，50岁的马蔚华坐上了从海南飞往深圳的航班，成为招行新行长。一场变革银行业的计划也随他同步启程。
“我到招行的时候，那时候银行业是同质化的竞争，几乎都是对大企业，做批发贷款，没有零售。你要想摆脱同质化竞争，就要有创新。那时候我们的创新举动，就是要搞零售业务。”马蔚华后来说。
这里的零售，也包括银行长期不怎么理睬的小微企业主。
“不做对公业务，今天没饭吃，不做零售业务，明天没饭吃。”马蔚华的这句金句今天还流传颇广。
招行真正展露出“零售之王”的苗头是在4年。此后的9年，招行再次进行重大战略转型，其零售业务的地基已经打牢，小微金融业务得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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